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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军费案，为何最终导致恭亲王等人的黯然离场？
云南军费案，是晚清一件比较有影响的案子，动摇了朝政！
最终结果是以原告淳亲王奕誴等人失败，黯然离场告终。这场案子恭亲王压根没参与！
云南报销案爆发于光绪八年（1882年），是以御史陈启泰、江西监察史洪良品先后上书弹劾军机大臣受贿。
光绪五年（1879年），清朝平了云南之乱后，过了三年，云南巡抚杜瑞联开始向朝廷报销军费。这个时候的清朝已经是***不堪了，这些当官的都知道，想要事情办的顺利，就必须意思意思，拿钱打通人情。
其实这个时候清朝，官员之间不仅办事需要拿钱，平时过个节，过个生日，都会有个“孝敬”钱，已经成习惯了！
就是在这种习惯下，奕誴要慈禧彻查“孝敬”之类的贿赂。这提议可不得了，因为朝廷绝大数官员都搞过“孝敬”这套路。但是有人认为这个“孝敬”钱，根本就是不是贿赂，也上书给慈禧。于是两派人物开始了激烈的辩论，成功成为一次政局问题，让晚清***产生了一次不小的震动！
最后慈禧还是没有听奕誴的意见，她认为“孝敬”钱，不属于贿赂，因为这一类的贿赂由来已久，官场已经习以为常，加上清******太久积重难返，牵扯的人太多太多，已经查不胜查了，所以奕誴等人失败告终。
云南军费案，也叫晚清云南军费报销案，最终导致惇亲王奕誴黯然离场，恭亲王奕訢并没有参与进来。19世纪6、70年代，云南地区爆发回、彝等少数民族起义，清廷派军队前往镇压，前前后后打了20多年，总算给平息了，到了1879年，仗打完了的云南巡抚杜瑞联算清了朝廷军队在云南的花销，然后派两名手下，一个是粮道崔尊彝，一个是永昌知府潘英章，到北京报销军费。
王文韶，云南军费案仅为降两级使用，后来升直隶总督、武英殿大学士。
都知道晚清官僚***，这个军费里面的猫腻太多，比如克扣的粮饷、虚报的士兵抚恤等，都是地方官员的生财之道，成惯例了，所以云南巡抚杜瑞联派的这两名官员携带5万现银，一边是报军费，一边是上下打点贿赂，使的这个报销能顺利批下来，这两人先找的是太常寺卿周瑞清，通过周瑞清攀上了户部尚书王文韶，此人不但是报销军费的最主要负责人，还是军机大臣。
阎敬铭，晚清廉正大臣，理财有道，有“救时宰相”之臣，官至军机大臣、总理衙门大臣、东阁大学士。
王文韶清楚里面的瓜葛，但没直接表态，只是说你们按程序来，先从底下一层层报上来，这俩人就找到了负责户部云南司主事孙家穆，奉上了5万两银子，而孙家穆直言5万两太少，最少13万两，我帮你们把报销的事抹平，于是双方就为要价格的事拉来拉去，这时突然传来消息，户部尚书要换人了，换成了铁面无私、清廉公正的阎敬铭，这3人感觉阎王爷来了事儿要黄，于是双方妥协以8万两把事儿给办了。
军机处，原为皇帝整理公务的值班房，后为清朝中枢权利机关。
报销军费户部这第一关算过了，下一个衙门就到兵部，军费嘛，肯定要兵部核准签字，兵部的官员都是喝惯了“兵血”的，见到大头好处都给了户部就不干，双方闹来闹去干脆就把这事给捅出去了，不久御史陈启泰就弹劾云南军费报销受贿，朝廷直接派刑部尚书麟书审查此事，很快事情清楚了，户部那伙人确实收银子了，最高受贿者为军机大臣、户部尚书王文韶，东窗事发后粮道崔尊彝畏罪***，永昌知府潘英章投案自首。
惇亲王奕誴，道光第5子。
一石激起千层浪，马上有人指责军机处作为国家最高权利枢纽，率先营私舞弊，于是慈禧再令人清查军机处，看到底干不干净，这次派了惇亲王奕誴和军机大臣翁同龢，当时晚清的京官和地方官都有个惯例，就是下级对上级都有孝敬，比如冬天送取暖的钱叫“炭敬”，官员外调送的钱叫“别敬”，过节生日送的钱叫“节敬”，这种惯例的孝敬所有军机大臣、尚书等官员们都有收受，但又没有明文规定，所以如果这种钱算***的话，整个清廷全被受贿了。
当时朝廷很多大员，均上奏自己接受过孝敬，如李鸿藻、张佩纶、阎敬铭、翁同龢等人，这里面不乏一些清流官员。
当时的惇亲王奕誴一根筋，认为孝敬也算***，全部都要惩罚，他又联合了宗室的成员一起告到慈禧那去了，而朝廷的官员们替自己伸冤，也告到慈禧那去，包括前面说的铁面无私的阎敬铭也有收这种孝敬，于是一桩云南军费***案，变成了满汉官员之争，慈禧最后定夺，这种孝敬不算***，事情结束了，惇亲王奕誴从斗志满满变得孤立无援，最后的黯然离场。
说起来其实慈禧早就想搞掉恭亲王奕訢了。这一次不过是时机成熟，借题发挥而已。
恭亲王奕訢也是晚清时期的一个名人。他是道光的第六个皇子，因为自幼聪慧，早年也是立储的热门人选之一，是奕詝（也就是后来的咸丰）的一大劲敌。就能力来说，道光其实更欣赏奕訢。不过后来奕詝在老师杜受田的授意下，“藏拙示孝”，以仁孝之心博取了道光的好感，奕訢才落选。
奕詝成为皇帝以后，奕訢一直郁郁不得志。直到奕詝死后，奕訢和慈安、慈禧两太后联手发动辛酉***，将咸丰任命的载垣、端华、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尽数捕杀。***后慈安、慈禧垂帘听政，而奕訢被封为议政王、军机处领班大臣，总揽清***的内政外交，一时权势赫赫。
应该说奕訢的能力确实比他哥哥咸丰强得多，而且勇于任事。
他主政期间，一方面重用被咸丰猜忌的曾国藩和其他汉大臣，成功地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，一方面则开展了洋务运动，建立总理衙门，积极改善和西方关系，并开设同文馆和西式学堂，学习西方技术，引进西式枪炮，创办近代工业。在奕訢的努力下，清朝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力，缓解了西方对自身的侵略，形成了“同光中兴”的局面。
从这点来说，道光当初选择了奕詝为储君确实可能是一大失误，要是由他取代咸丰，那么晚清的局面可能会好看一些。
然而慈禧选择联合奕訢发动***可不是为了让奕訢掌控时局，也不是为了清朝能更好。她是一个权力欲很强的人，发动***根本目的是想自己控制清***大权。所以奕訢能力太强反而不是一件好事，慈禧一直希望把他铲除，换成一个听自己话的人。
在同治四年三月，慈禧以御史蔡寿祺弹劾恭亲王妄自尊大为由，亲自写了一份懿旨，革去奕訢议政王、军机大臣和所有***。然而此事却遭到了全体军机大臣和王公贵族的反对，慈禧最后只能收回成命，只是免去了奕訢议政王的头衔。
同治十三年七月，因为奕訢反对重修圆明园，慈禧再次唆使同治免去奕訢所有本兼各职。结果和上次一样，其他军机大臣再次联名反对，同治也只能表示金口玉言有时候也做不得数，再次撤回成命。
但是慈禧两次罢免奕訢失败，很大一个原因是慈安对奕訢比较欣赏，一直对他予以支持。慈安毕竟是正牌皇太后，慈禧不得不加以顾忌。
到了光绪七年，慈安太后突然去世。两宫垂帘变成了慈禧独掌宫中大权。而另一方面光绪继位以后，醇亲王的地位逐步上升，在朝中也有了一定的势力。而醇亲王又紧靠慈禧，这么一来在朝堂上奕訢也无法再像以前那样掌控全局。
云南军费案是指发生于光绪八年（1882年）的云南军费报销舞弊案，此案由于牵涉到时任军机大臣的王文韶和景廉，惇亲王奕誴主张严查，以澄清吏治，敲山震虎，却最终使他落得个黯然离场的结局，恭亲王奕訢因病没有参与此案。
△惇亲王奕誴
话说云南这地方一直不太平，1856年杜文秀在云南发动***起义，清廷派兵镇压，直到1879年才彻底平定。朝廷制度，各省所花费的军费都要到户部办理报销，实际上就是检查账目上有没有藏污纳贿的贪腐行为。时任云南巡抚杜瑞联将这桩差事交给两位属下去办理，一位是粮道崔尊彝，另一位是永昌府知府潘英章。
云南军费中包含有岁支杂款，还有一些不知明目的款项，按照正常流程是办不下来的。于是两位云南官员走了军机章京，太常寺卿周瑞清的路子。当时户部尚书阎敬铭尚未到任，由军机大臣王文韶署理。阎敬铭是软硬不吃的大清官，崔，潘二人担心阎敬铭到任后报销案将更加难办，于是通过周瑞清牵线，与户部云南司主事孙家穆搭上关系，孙家穆狮子大张口，开出就要13万两银子，后来经过协商，双方讲定以8万两了结此案。
△王文韶
此事被御史陈启泰获悉，上奏称周瑞清收受巨贿，慈禧太后委派刑部满汉尚书麟书、潘祖荫切实查明复奏。崔尊彝闻讯在家乡镇江服毒自尽，潘英章被逮捕入京，与户部书办对质。经查证发现，王文韶，周瑞清承认接受过“炭敬”，却并未收受过巨额贿赂。惇亲王奕誴主张严办“炭敬”、“节敬”、“冰敬”等变相贿赂，以澄清吏治，邓承修、张佩纶、盛昱等清流中人上奏表示支持，但翁同龢，阎敬铭等人以按律治罪，不应严办为由，表示反对。
△翁同龢
召对之时，翁同龢向慈禧太后及王公大臣列举了一个案例：汉文帝时期，有人盗取高祖庙的一只玉环，廷尉张释之按“盗宗庙服御”律，治以弃市（杀头）之罪，汉文帝认为量刑过轻，要改为诛族。张释之据理力争，如果盗取高祖庙一只玉环便诛族，那如若有人盗高祖长陵又将治以何罪？汉文帝最后同意了张释之的劝谏，按律将盗宝者弃市。
如果按照惇亲王的意思，只要收受了地方官员孝敬的官员统统查办，满朝文武将无不获罪。慈禧太后同意对此不予深究，仅将潘英章，周瑞清，孙家穆，龙继栋等人革职流放，王文韶、景廉因失察之罪降两级留用，云南巡抚杜瑞联，滥保崔尊彝考评“卓异”，听任属员挪用公款，降三级调任。惇亲王一心想借此案澄清吏治的想法全盘落空，只能黯然离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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